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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时评：外资进入中国的故事没有结束******

　　中新社北京12月28日电 题：外资进入中国的故事没有结束

　　中新社记者 夏宾

　　近年来，每隔一段时间外媒就会炒作“外资撤离中国”的言论，但在事实面前，这样的声音总显得那么“柔弱”。

　　看两组最新数据。一方面是外资加速布局中国市场。中国商务部称，今年1至11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560.9亿元(人民币，下同)，规模已超去年全年，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9.9%。韩德英日四国对华投资增长最高，其中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达122.1%。

　　总投资50亿元的现代汽车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项目基地落户广东、总投资20多亿元的西门子数控南京有限公司新工厂投运、欧莱雅“牵手”上海在华成立首家投资公司……今年以来，多家知名外企拿出真金白银，在华投项目、建新厂、扩产能。

　　另一方面是外资出手买进A股。进入11月，北向资金重新恢复净流入态势，截至12月22日，北向资金合计净流入922亿元，过去一年更是达到1017.87亿元。

　　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开放的资本市场，外资出现阶段性有进有出是正常现象，A股同样如此，而站在更长的时间维度观察，短暂的净流出从未改变外资对A股的“长情”。

　　中国为何能保持外资流入的强劲势头？

　　一是容纳外资的潜力。简言之，中国市场利用外资的比例和中国资产在全球机构的配置，与中国经济的全球地位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富达国际全球首席投资官安德鲁·麦福睿直言，多元资产组合对投资者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相对于中国市场规模，中国资产在全球仍处于“低配”，且在未来仍有增长潜力。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2021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达到创纪录的1810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二。但中国FDI(外国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占GDP比重分别仅有1%和11.9%，这两项指标在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前二十大经济体里，排在19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对外资而言“蓝海”依旧。

　　二是引入外资的能力。栽好梧桐树，引得凤来栖。坚持扩大开放和改善营商环境，中国在政策支持、制度改革上联合发力，让外资入华更为高效便捷。

　　可以看到，中国今年进一步压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逐步放宽重点领域准入门槛，持续减少市场准入限制；把沈阳、南京、杭州、武汉、广州、成都6个城市纳入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发布《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进一步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也始终在路上：拓宽沪深港通标的范围，正式启动互联互通下ETF交易；建立健全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交易所债券市场制度；正在研究制定外资适用特定短线交易制度的政策等。中国亮明开放态度，为外资进入资本市场注入信心、拓宽通道。

　　三是留住外资的魅力。希望搭上中国成长的“顺风车”才是外资“加码”的核心诉求，没有谁想错过中国经济向好前景背后的“掘金”机会。

　　当前，中国大部分经济数据已有所恢复，宏观基本面周期性向上的趋势逐渐确立，不少机构对中国明年GDP增速的预测也颇为“光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3年中国GDP增速为4.4%，比2023年的全球平均预期增速高出1.7个百分点。国际金融论坛最新报告称，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达2.8%，中国经济有望增长4.6%，明显高于全球经济增速。

　　必和必拓首席执行官迈克·亨利近日出席路透社举办的一场会议时称，中国具备未来20年经济持续增长所需的所有基本要素，而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不断增强。

　　外媒唱衰中国经济却挡不住外资“用脚投票”迈向中国。正如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近期在展望中国经济前景时所言，中国吸引外资流入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完)

持续释放数字经济的澎湃动能******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为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增强数字经济发展澎湃动能描绘出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

　　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刻洞察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明确提出数字中国战略，并先后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等文件，着力推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据统计，2012年至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到超4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1.6%提升至39.8%，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蓬勃兴起，线上线下融合、远程医疗、智慧物流等应用场景全面铺开，数字技术正进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新动能、新优势”。

　　数字经济为我国经济“稳增长”提供关键力量。面对全球疫情反复、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复杂严峻形势，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推动了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成为我国经济恢复向好的“加速器”。

　　数字经济为我国经济“调结构”提供新引擎。随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在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制造服务精准化和制造过程数字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伴随着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的广泛应用，近年来我国网约车、网上外卖、数字文化等市场规模领先全球，为服务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数字经济为我国经济“促转型”提供重要保障。数字经济的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特点，成为我国推动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产业融合的重要结合点。过去十年，在“东数西算”等重大工程的带动下，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速，以数字为“基底”的新应用、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数”“实”融合竞逐新赛道，智能生产线、数字化车间、智慧工厂建设有力推动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转型，为加快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供重要支撑。

　　放眼全球，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加速创新，正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我们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抓住数字技术变革机遇，充分释放数字化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必须着力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聚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通信设备、智能硬件等战略前沿领域，培育一批具有产业链控制力的生态主导型企业，促进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并实现集群化发展，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同时，要利用数字技术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赋能传统产业，加快金融、物流、零售、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必须着力塑造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规模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构建起保障权益、合规使用的数据产权制度体系；构建合规高效、场内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形成适应我国制度优势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防范各类风险挑战；着力完善安全可控、弹性包容的数据要素治理制度，构建起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的治理模式。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必须着力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我们不仅要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技术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还要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数字化国际规则制定、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在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中发挥作用，为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作者：潘玉驹，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温州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温州大学副校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